成为政府首脑接班人

　　1998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后，人们发现温家宝在国务院的职权远不止从姜春云手中接过的农业一项。1998年6月下旬，中共宣布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由温家宝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党、政双重身份，兼任该委员会的书记。此外，科学技术、防汛救灾、城镇建设等，均是温家宝在国务院内分工负责范围。如此一来，整个国务院系统内，除了总理朱镕基，就属他温家宝公开露面的机会最多。

　　尤其是在1998年夏秋之交的抗洪救灾期间，一连两个多月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几乎天天都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的身影，使得温家宝这个名字在中国各级干部及老百姓中算是叫响了。

　　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后首次访问美国的当天，《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文称赞温家宝“具有领袖气质，敢做决定，敢负责任”。举例说他1998年负责防汛工作时，未理会中央政府所做的炸坝分洪的指示，数十万农民因他的决定而未被牺牲。

　　难得的是，温家宝一心为洪区灾民的疾苦着想，把决策思路建立在必须“保车”的前提下能否不“丢卒”？也正是从1998年秋那次洪灾化险为夷之后，温家宝在国内国外的政治声望陡然上升。

　　2003年3月上台的温家宝内阁里共有四位副总理，五位国务委员，加上温家宝共十人。其中排名第一、第二的两位副总理黄菊和曾培炎均是外界公认的“上海帮”；五位国务委员中陈至立不用说，是江泽民的亲信；华建敏进入中央机关之前是上海市副市长，十六大之前外界也一向把他列入江泽民“上海帮”之重要成员。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周永康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党内身份出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曹刚川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军内身份出任国务院兼国防部长，他们的份内工作并不向总理负责；那么也就是说，温家宝正儿八经领导的团队核心，实际只有七人，即副总理黄菊、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国务委员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八人中“上海帮”有四个。

　　这就难怪《华盛顿邮报》在温家宝以国务院总理身份第一次访美当天，发表对他充满肯定性评价的文章中却又说：温家宝“身边围绕着江泽民的亲信”。

　　但是，如果重新观察温家宝在江泽民时代的升迁曲线，如果高新关于江泽民对温家宝安排的良苦用心的解释确有道理，那么，就不能说“江泽民的亲信”全然是对温家宝掣肘的政敌，毋宁说，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盟友（如果不是班底的话）——虽然温家宝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在与胡锦涛以“胡温新政”的名义下联手推行的一套治国方略中，与江泽民和“上海帮”的理念和利益远非那么契合，以致“上海帮”重要成员陈良宇一度挑战温家宝，对其宏观调控政策表达不满，但是陈良宇最终败下阵来，自己也身败名裂。
权力最小的总理

　　国务院总理，在中国的党政统治体系中，历来在理论上被看成是实权第二大的人，仅次于党的一把手，无论是第一届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后的华国锋；“文革”以后的赵紫阳、李鹏，都是如此。

　　在中共党内排座次，国务院总理未必一定排在第二位。“文革”前党内最高层排序，毛泽东之后首先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坐的是第三把交椅；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斗倒，毛泽东扶起副统帅林彪当二把手，周恩来还是排在第三位，他的内阁成员、国防部长林彪的党内排位反而在他之前；“文革”之后，江泽民时代，排在第二位的是总理李鹏，李鹏卸任国务院总理去当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之后，还是第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只能排第三；而且由此而树立了先例：胡锦涛当一把手后，第二号人物仍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温家宝只是第三号人物。

但是，不论党内排座次怎么算，也不论走进会场时、接见代表时，国务院总理都得谨慎地落到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面一两步；论实权，国务院总理必定是第二位，权力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要大得多——人大管的是立法和监督，中国还不是法治国家，真要说监督，也还轮不上人大，主要还是中纪委。县官不如现管，总理的行政权力还是是最实实在在的权力。

担任政务院和国务院第一任总理的周恩来，管理的范围最大，说他是“大当家”一点不假，从外交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全都一把抓。但是后来，权力太大引起毛泽东忌惮，搞了个“五马进京”，将各大区党政负责人高岗、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等人招来安插在国务院等部门，分去周恩来的大部分权力，尤其是高岗担任与国务院平行的计委主席，他分管八个部；其他邓小平、邓子恢等各管几个部，周恩来这个总理管的就只管外交等个别部门。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时处在一个特殊年代，毛泽东去世之后，“英明领袖”权倾一时，他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甚至连兼任的公安部长都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免除。他的权力之大，甚至远远超过周恩来。

赵紫阳接任总理时，中共各种权力机构逐步恢复和创设，国务院的职权开始收缩、回复正常，但赵紫阳确实还称得上是个“总理”，不仅管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均衡发展，也管机构改革、对外开放的各种事务；不过，当时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较多，万里、李鹏、田纪云等人分担了不少职权，赵紫阳权力虽然很大，但他未必都行使、干预，对于国防，他有军委副主席的头衔，也从来都是碰都不碰。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改任总书记、李鹏接任总理时，没多久遇到1989年这样的风波，中共高层濒于分裂，老人们提拔江泽民上来取代赵紫阳，鉴于这种特殊情况，他与李鹏有明确的权力分工，但他从李鹏手里分走了外交等若干权力。而且就从李鹏内阁开始创设先例：常务副总理（他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是姚依林）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这个总理的权柄受到了进一步牵制；

1998年朱镕基接任总理，很快就在次年因为访问美国抢了江泽民的风头，同时因为推动国务院机构改革及其经济政策，得罪了官僚利益集团，其权力被明里暗里收走不少，越是到他的任期后期越是权力萎缩，虽说内阁中各个部门齐全，但有许多部委是他这个政府首脑根本无权管的，像外交部、国防部、司法部、公安部、国安部、人事部……剩下归他管的部门，任免权多半也不能由他说了算。

这个权力流失的趋势，到了温家宝时代进一步持续，有观察家说，“温家宝的总理权力，本来就比朱镕基要小，而且将可能更小。”温家宝在没当上总理之前，兼职的头衔足有几十个，看上去天上地下无事不管；2003年他的第一届总理任期，反而没几件事务能够管得起来。军事、外交、金融、安全、教育……都插不进手，财经人事权也不在他自己手里，他几乎成了专职收拾烂摊子的人，总理变成了“总难理”。

温家宝政府高官纷纷出事

即使朱镕基当年饱受非议和江泽民的压抑，可他的班底比温家宝还是要稳定。一个让人纷纷议论的事实是，温家宝第一届内阁成员和国务院管辖部门主官们，仿佛遭到诅咒，相继去世的，不断出事的，几率之高在中国的正常和平年景中实为少有。

因病去世的内阁成员，四年来竟有监察部长李至伦、商务部长吕福源等，更有温家宝的第一副手、常务副总理黄菊。

各种原因出事的就更多：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非典瞒报而被免职，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以受贿被免职、判处无期徒刑；财政部长金人庆涉嫌“情妇门”落马，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案辞职，落马的还有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人，还有因故被贬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

据统计，自2003年这一届政府组成以来，28个部、委、署、行负责人，任期没有满，已经调整了一多半；而国务院直属的18个正、副部级机构中，主官调整幅度接近全面更新，更换了一把手的部门包括正部级的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体育总局、安监总局，副部级的国家统计局、林业局、药监局、知识产权局和旅游局，等等。

知情人还告诉笔者，内阁成员中还有不少是在中纪委高层“挂了号”的，像铁道部长刘志军、民政部长李德洙……都不断被人投诉举报，中纪委曾经用不同名义请一些内阁成员和国务院下属部门的主管“协助调查”。安全部长许永跃就是因为涉嫌对导致金人庆下马的那位高官“公共情人”李薇开证明、拨经费，而被突然安排退休。相信就连温家宝自己都说不清：他的哪个阁员在什么时候会突然被揭出涉嫌什么严重腐败问题，从而被清洗倒台。

温家宝的班底在四年中变动幅度之大，使西方外交界人也感觉到异常。

温家宝表明政治信念

温家宝是在2007年春天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的。当时，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在各个领域的缠斗正酣，物权法通过与否正在节骨眼上，2006年年底以来的俞可平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谢韬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使对于中国发展路径的新争论的热度高到沸点……正在这时，新华社在2007年“两会”前夕，2月26日，罕见地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题为《关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开篇，温家宝就开宗明义提出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而“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包括“生产力的不发达”和“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

其良苦用心，表明中共要回归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出头”的路线，就像他在记者会上说的“我的脑子里是充满了忧患的”。温家宝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官方媒体目前对社会成天宣扬的“盛世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告诫国人，中国其实并没有什麽可以翘尾巴的。

文章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

据避祸出走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对笔者披露，在他去香港上任之前，中央领导向他交代任务时，时任中央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说过类似的话：自由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当时给他思想上造成的震动不小。但是那毕竟只是在中共高层内部讲的，而在国内由政府总理公开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还是第一次。更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是中国高层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再次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为中共十七大可能进行的政治改革进行铺垫。
3月16日，温家宝又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肯定民主是人类普世价值，再度强调“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此话被海外解读为中国正在进行自己的民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