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六四”后为什麽没有受到赵紫阳的牵连？这就是答案。而专门对赵紫阳负责的中办副主任张岳琦，就随着赵倒台而饱受审查了。
赵紫阳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也并不是由温家宝本人及他主持的中央办公厅效劳，而是由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委员的鲍彤及其领导下的政研室主管——尽管邓小平生前称赞温家宝执笔的“很多文件起草后，不用怎样修改就行了”，“六四”之前曾在温家宝身边工作过的吴稼祥也称赞温斟酌和修改文件的能力胜过许多文件专家。鲍彤后来也因之被恶整。
温家宝不但算不上是赵紫阳的亲信，他这个中办主任的职权也已萎缩到历史上最小时期。有了政研室，中办只能起到保证后勤的作用。整个邓小平时代的中办已经不是权力型机构，甚至都谈不上是操作型机构，而只是服务型和事务型机构。高新说，许多中共元老一个接一个去世，后事都得中办出面料理，以至中共内部更有人讽剌中办的别号是“中共中央常设治丧委员会办公室”。
江泽民时代温家宝“明升暗降”？
温家宝和江泽民的关系，是我们认识温家宝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江泽民和温家宝是同一天进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1987年10月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作为诸侯代表，以上海市委书记身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温家宝则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每次政治局开全体会议，都是由温家宝领导下的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安排通知诸侯中的政治局委员，来自北京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都是由中办安排接送和住宿。
这一迎来送往的杂务，按说温家宝若安排手下中办副主任甚至局长去张罗，江泽民等人也不致于“挑理”。然而凡事亲力亲为、力求万无一失是温家宝的特点，何况被接待的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当时江泽民每次进京开会，温家宝只要人在北京，都尽力抽出身来亲自接送，其作风扎实细致，态度的谦恭随和，让江泽民印象深刻。
而江泽民之所以对温家宝给予政治信任，在高新看来，是因为党内高层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中，与温家宝完全不沾边。1992年邓小平南巡，给江泽民带来政治危机，而后江泽民绝地反攻，利用邓小平担心“六四”翻盘的心理，一举在当年十四大上搞掉“杨家将”，在这整个过程中，温家宝都没有见风使舵。
众所周知，温家宝担任中办主任期间，中共高层安排了王瑞林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解放军军纪委书记等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用意，是为了政治局常委会与邓小平这位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之间联络畅通。王瑞林的工资并不在中办领取，温家宝这位中办主任与王瑞林这位副主任，从来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邓小平的整个南巡过程，完全是杨尚昆和王瑞林通过中央军委办公厅系统着手安排，而不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安排。正因为王瑞林从来不是温家宝的下属，他在温家宝面前无须受所谓“组织原则”约束，副主任有权不向主任请示和汇报。中办系统如此扭曲的人事结构，反而成全了温家宝，使他与江泽民之间不致于有任何芥蒂。
在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江泽民连任成功、稳住阵脚之后，人事布署从党内到军内同时开始。
在这次全会上，温家宝的头衔，去掉了一个“候补”，又增加了一个“候补”——他从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变成了正式书记，并被安排成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次年（199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让人感觉不无唐突的决定：“温家宝同志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同时也宣布免去王瑞林中办副主任职务。在十四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被安排的中办副主任曾庆红，接替温家宝担任中办主任。
这年3月八届人大刚刚开过，中共中央又宣布，由温家宝出任朱镕基任组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显然，这一突如其来的高层人事变动，是在十四大召开之后才作出的，绕开了全体党代表，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在十四大上对曾庆红连个中央候补委员也不安排？在中共历史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居然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是很少见的——虽然温家宝在1986年4月接任办公厅主任时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当时有个特定条件：他是在前中办主任王兆国栽了跟斗的情况下倉促接任。
给曾庆红腾位子？
也难怪外界会这么想。温家宝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好像是受到重用，却又被安排从事一项没有公开职务的工作，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明升暗降”是最常见的策略之一，“取实予虚”更是十分有效的制胜之方。这种中共执政史上超乎寻常的工作分配方法自然启人联想。
在中共政权的最高层领导机构内，有一大堆常设和非常设的委员会、领导小组，比如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等等。具体名称前面冠以“中央”二字的“领导小组”，均是党的系统的常设机构，政治位阶实际上要高於党中央机关的各个部，特别是由党的总书记或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组长的几个领导小组。这一类领导小组的常设机关——某某领导小组办公室，均是正部级单位。
温家宝任新职的奇特之处还在于，中共党内这些领导小组，无论是成立时间还是其负责人的更迭异动，从来都不对外宣布，但温家宝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后，官方媒体却受权宣布他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另外，这类党内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从来都是由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人兼任，比如江泽民当时就兼任外事领导小组和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1994年交朱镕基兼任），胡锦涛兼任党建领导小组组长，等等，还从来没有过由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不干别的，专任副组长的。
让各界人士纳闷的更是：既然声称“进一步重视农业”，何不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内找一名熟悉农业，至少是在其从政资历中接触过农业的人，出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这一届班子中，没有比温家宝与农业更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了：他出生于大城市，专学地质，对农业从未有过半天的接触。
还有一条说不通的，是没有在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安排温家宝出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次会议上产生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李鹏是总理，朱镕基是常务副总理，主管全盘经济要务，钱其琛分管外事，邹家华分管工业口，李岚清分管对外经贸以及科、教、文、体、卫；八名级别相当於准副总理的国务委员中，也没有一人是分管农业。人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这实在不合情理：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成堆，国务院却没有一名副总理专管农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温家宝，在国务院内却没被安排任何职位。
不管怎样，温家宝干一行学一行，着手钻研农业了。1993年年初至年中，《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的数篇关於进一步重视农业工作的文章，都由温家宝主持起草。
又过了一年，1994年，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双双上调中央书记处，次年双双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前者分管工业，后者分管农业。姜春云的党内职务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排名在温家宝之前。
如此之多的迹象，怎么能不让外界相信：交出中办主任大权之后的温家宝，实际上处於“靠边站”境地？
另有一说：“明降暗升”
《温家宝传》作者高新说，他以前也有上述看法，直到后来得知温家宝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在党内兼任的另外一项重要职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才恍然大悟：江泽民不但没有在政治上冷落温家宝，而是把他安排到另外的工作领域加以重用，“江泽民对温家宝的栽培过程似乎应该被概括为‘明降暗升’”。
原来，温家宝先是被江泽民安排为重新组建后由他本人亲自兼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秘书长，然后才是被安排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同时被安排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便是江泽民的亲信，从大学毕业后第一天便在江泽民手下工作，后来当上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温家宝内阁中主管财经的副总理曾培炎。
江泽民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正式“过问”经济工作之后，立刻下令筹备恢复该小组过去曾经有过的下属常设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於十四大召开之前即安排曾培炎担任该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接下来，江泽民先在党内宣布温家宝由党务系统“大管家”转行至经济工作领导层，以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不过此事还有蹊跷之处：为何外界多知道温家宝的后一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前一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职务？官方公布的温家宝简历，都不提及他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之后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以及后来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
到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温家宝不但继续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政治局内的规格又升了半格，从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外界这才相信：温家宝不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又向中枢进了一步。
不久，他的职务又有了两项更动：其一是接替姜春云，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其二是与吴邦国并列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他的这一党内兼职，一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才被改变，取代1994年接任该组组长的朱镕基，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该组组长。
1998年3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高新感叹，没想到江泽民为栽培温家宝用心良苦，设计了另外一条迂回迈向中共权力顶峰的道路：从经济领导工作的助手到经济和行政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高新认为，这一安排的好处，是让温家宝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相对超脱的位置上，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工作的基层考察和专项研究，脚踏实地地一步步积累经济工作的决策能力的领导经验。假如温家宝在离开中办主任之后没有这五年的过渡，而是直接在1993年八届人大上被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那麽一线行政和经济领导岗位上的无数琐碎事务，加上温家宝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很可能会令他因无暇‘充电’而难以摆脱没有过地方党政一把手指挥和决策经验的局限”。
